见到迪生时,在宣武门地铁口。他只穿了一件卫衣,上面印着 UMU 金黄色 LOGO。卫衣里面是一件打底 POLO 衫,黑的。此时北京气温已在零度左右,“不冷,平时都这样穿”,迪生边说边小跑,步幅不大,步频很快,身体舒展,无畏缩之态。“我回公司改个 BUG”,没一会儿,迪生便钻进了夜色中的庄胜广场大楼。

1.被设计与代码吸引,加入UMU

庄胜广场大楼九层,UMU 工程团队的办公室,迪生已在这里待了五年了。他依然还记得第一次来 UMU 面试的那天,第一眼就被 UMU 网站的设计风格吸引,“UMU 那个网站当时是金黄色的,非常舒服,是很高大上的一种设计。在整个互联网业界中很少看到这种网站,那种设计风格非常清新亮眼”。提到面试那天,迪生把身子往前探了探,语速明显快了起来,“我看完网站,又看了看后台代码,看完我就觉得这公司(UMU)靠谱”。

除了抓眼球的设计风格,他觉得当时的 UMU 和其他创业公司很不一样,“那时候 UMU 就开始做全球的生意了,每个月都有现金流进来,商业模式是靠谱的”。迪生认为使劲烧钱买用户的公司,是违背商业价值的,“把钱烧完了,模式跑不通,流量没法变现,这是很致命的”。

离开大厂,加入 UMU,邵迪生认为那可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。五年前迪生二十七岁,自觉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,要承担起很多责任,“我如果是在大厂一直工作的话,(职业生涯)很有可能就会一眼望到头。”谈到大厂中的上升路径,迪生摇摇头说道,“老的不走,你根本没有机会”。

上升通道清晰可见,但又触不可及,这可能是每一个身处大厂的互联网人,最直观的感受。迪生很形象地将自己之前在大厂的工作比喻成螺丝钉,他觉得大厂的很多东西都很成熟,除了 CTO、架构师等职位,其他技术员工的视角都很局限,“就像工厂各个环节里边一环,大多数员工对上下游很多东西最多有概念,但是了解不深入。所以发展也会受到一些壁垒”。

邵迪生不太看好这种螺丝钉式的发展前景,不过他也不否认,在大厂有时候也会干一些有趣的活儿。“有趣是有趣,但你知道纯搞兴趣不可能,因为还是得生活。你还是得为了以后,为了家庭,为了个人发展,为了老了以后不那么辛苦,去拼一拼。”

2.浓厚的工程师文化

和大厂的视角局限相反,邵迪生觉得在 UMU 有一种全方位的参与感。“UMU 产品每一次的迭代、更新、发展都跟个人有直接关系”,在 UMU 五年间,迪生参与了公司大大小小的项目,也见证了开发流程、产品功能一次又一次的迭代变迁与推陈出新。

从无到有,一点一滴地搭建起产品的框架,思考背后的逻辑与迭代原因,迪生很享受这个过程。“在大厂,你会觉得很多地方理所当然,比如说一些监控工具,一些运维,是因为有人替你把这事干了。”在很多公司,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也是一种职场常态。但迪生不这么认为,他站起身,陆续指向身边的工位,这些都是他的团队成员,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团队的大脑,都在主动探索,发挥 owner 精神”。

和自己的团队成员中午、晚上常常一起吃饭,宣武门附近的馆子差不多被他们转了个遍。他和另一位同事像兄长一样把大家照顾的很好,从点菜、买单到端菜上桌,一气呵成。“工程师之间比较简单,都不挑食,一起吃饭,有事说事。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”。

对于“目标”这个词,迪生特地又强调了一次,“公司的目标大家都得理解,产品大家都得理解,而且得认同。”他继续解释到,如果(团队)目标不一致,干同样一件事,大家的目的不一致,就没办法形成合力,也就无法提升效率,“你说一个工作,你考虑的是去完成任务,还是去创造价值,这能一样吗”。

UMU 有很浓厚的工程师文化,迪生对此也有自己的理解,他觉得工程师是人,不是代码机器。“我们写代码不仅仅是为了打一份工,而是创造价值。在我这里,就是用技术洞察帮助产品功能更好的实现。”

迪生说起这点非常兴奋,迫不及待的切换了电脑上的窗口,演示了起来。“像这些功能,很多都销售伙伴那里获取了用户需求,经过产品团队专业的评估,具有普适性,可以标准化,我们才做。客户体验提升了,销售把订单拿回来了,公司的收入也就跟着进来了”。

邵迪生的工作桌面

技术层面上的迭代,除了公司层面会因此受益——拿到订单,程序员有创新感,也能得到客户的正向反馈。这种反馈,迭代,再反馈的循环,在 UMU 中不断地发生着。“你参与了,你看到了,你见证了,它真实的发生了”,迪生如此总结到,“那种满足感与成就感,就油然而生了”。

对于没有上线的功能,迪生也没有遗憾,“当然会有‘失败’,其实是一种试错吧”。UMU 是一个商业组织,大部分的行为应该指向 business performance。“我很能理解,前面我讲过,公司所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”。

“合理范围内的试错是允许的。一个原因是老板鼓励我们创新,有一定的空间给我们去创新、去实验。”在迪生眼里,技术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空白的领域,有挫折和沮丧,也有欣喜与兴奋。如果是正向激励,会驱使着程序员更有欣喜和动力去完成下一个目标,周而复始,“所以很多事情一步一步的去完成,你不知不觉发现你已经站得很高了”。

迪生笑了笑,继续说道,“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上下游全是靠谱的,可以被信赖的,出了问题,一起想办法解决,而不是陷入无谓的争吵与推卸责任当中”。迪生补充说,“讨论与争吵肯定会有,大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、做好产品、提升技术而来的,目标是一致的”。

“成为他人的后背,首先你自己的专业度要够。”

“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工程师文化,也可以说是一种团队气质。”

3.真正的程序员一定热爱技术

在邵迪生看来,程序员绝对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,是需要去思考、去创造、去设计的。像比如开发完一个功能,下次如何迭代,迭代时需要多少时间来开发,“这些东西你得考虑,这要有设计。不是说你今天完成了这个事就完成了。”

真正的程序员,一定是热爱技术的,而不是只是把写代码当成是一份谋生的工作,这是迪生一贯的观点。而“你看我身上的衣服,都是公司发的。来了五年,发了几十件”。迪生拉开卫衣,露出那件黑色 POLO,胸口处也印着 UMU 字样。“除了羽绒服,我很多年没买过衣服了”。谈起 UMU 的福利,他觉得应该是老板之前也敲过代码,所以特别注重程序员的工作体验——机械键盘、人体工学椅还有 Macbook Pro 的笔记本,都是公司配的。

UMU 黑色POLO衫

“这些东西在现在看起来可能没有特别先进了。但是你要知道,在2015年,我们就配齐了。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的”,说到这些福利,迪生也很坦诚。他非常喜欢公司提供的商业保险。实报实销,不用垫付,很实在。“福利全了,同事也靠谱,你说我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?”

迪生透露他在 UMU 的薪水处于行业上游,但最令他满意的是在 UMU 的那种可以全身心放松去钻研技术的环境与状态——可依赖的伙伴和可以不断成就自我的平台。

“在 UMU,我是真正有被关注、被关怀、被欣赏,作为一个程序员我觉得很满足了。生活上被照顾的很好,精神上我也很满足,我不知道这些事情除了自己媳妇还有谁关心。”

迪生敲击键盘的速度慢了下来,他的身体逐渐后仰,不一会儿,就稳稳地靠在椅背上。他一边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与冒号键,一边用左手不断地、大力地敲击着 W 键。这套组合键是 VI 编辑器的保存快捷键。“啪啪啪啪啪啪……”,敲击、敲击、再敲击,迪生把手中的静电容键盘敲得震天响,熟悉他的同事都知道,这次的 BUG 改完了。

有人认为写代码是二十一世纪性价比最高的工作,也有人因三十五岁不能转架构师或管理岗位而郁郁寡欢。

而对于 80 后的迪生来说,技术有谋生之外的意义:追求技术进步本身便是他的最高价值。当我们单纯将技术作为赚钱的工具、谋生的手段时,我们将无可避免的成为那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——我们被异化了。

对于邵迪生,这是一种姿态,也是所有 UMU 工程师共同的坚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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