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MU 工程师邵迪生：技术有谋生之外的意义

见到迪生时，在宣武门地铁口。他只穿了一件卫衣，上面印着 UMU 金黄色 LOGO。卫衣里面是一件打底 POLO 衫，黑的。此时北京气温已在零度左右，“不冷，平时都这样穿”，迪生边说边小跑，步幅不大，步频很快，身体舒展，无畏缩之态。“我回公司改个 BUG”，没一会儿，迪生便钻进了夜色中的庄胜广场大楼。

1.被设计与代码吸引，加入UMU

庄胜广场大楼九层，UMU 工程团队的办公室，迪生已在这里待了五年了。他依然还记得第一次来 UMU 面试的那天，第一眼就被 UMU 网站的设计风格吸引，“UMU 那个网站当时是金黄色的，非常舒服，是很高大上的一种设计。在整个互联网业界中很少看到这种网站，那种设计风格非常清新亮眼”。提到面试那天，迪生把身子往前探了探，语速明显快了起来，“我看完网站，又看了看后台代码，看完我就觉得这公司（UMU）靠谱”。

除了抓眼球的设计风格，他觉得当时的 UMU 和其他创业公司很不一样，“那时候 UMU 就开始做全球的生意了，每个月都有现金流进来，商业模式是靠谱的”。迪生认为使劲烧钱买用户的公司，是违背商业价值的，“把钱烧完了，模式跑不通，流量没法变现，这是很致命的”。

离开大厂，加入 UMU，邵迪生认为那可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。五年前迪生二十七岁，自觉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，要承担起很多责任，“我如果是在大厂一直工作的话，（职业生涯）很有可能就会一眼望到头。”谈到大厂中的上升路径，迪生摇摇头说道，“老的不走，你根本没有机会”。

上升通道清晰可见，但又触不可及，这可能是每一个身处大厂的互联网人，最直观的感受。迪生很形象地将自己之前在大厂的工作比喻成螺丝钉，他觉得大厂的很多东西都很成熟，除了 CTO、架构师等职位，其他技术员工的视角都很局限，“就像工厂各个环节里边一环，大多数员工对上下游很多东西最多有概念，但是了解不深入。所以发展也会受到一些壁垒”。

邵迪生不太看好这种螺丝钉式的发展前景，不过他也不否认，在大厂有时候也会干一些有趣的活儿。“有趣是有趣，但你知道纯搞兴趣不可能，因为还是得生活。你还是得为了以后，为了家庭，为了个人发展，为了老了以后不那么辛苦，去拼一拼。”

2.浓厚的工程师文化

和大厂的视角局限相反，邵迪生觉得在 UMU 有一种全方位的参与感。“UMU 产品每一次的迭代、更新、发展都跟个人有直接关系”，在 UMU 五年间，迪生参与了公司大大小小的项目，也见证了开发流程、产品功能一次又一次的迭代变迁与推陈出新。

从无到有，一点一滴地搭建起产品的框架，思考背后的逻辑与迭代原因，迪生很享受这个过程。“在大厂，你会觉得很多地方理所当然，比如说一些监控工具，一些运维，是因为有人替你把这事干了。”在很多公司，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也是一种职场常态。但迪生不这么认为，他站起身，陆续指向身边的工位，这些都是他的团队成员，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团队的大脑，都在主动探索，发挥 owner 精神”。

和自己的团队成员中午、晚上常常一起吃饭，宣武门附近的馆子差不多被他们转了个遍。他和另一位同事像兄长一样把大家照顾的很好，从点菜、买单到端菜上桌，一气呵成。“工程师之间比较简单，都不挑食，一起吃饭，有事说事。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”。

对于“目标”这个词，迪生特地又强调了一次，“公司的目标大家都得理解，产品大家都得理解，而且得认同。”他继续解释到，如果（团队）目标不一致，干同样一件事，大家的目的不一致，就没办法形成合力，也就无法提升效率，“你说一个工作，你考虑的是去完成任务，还是去创造价值，这能一样吗”。

UMU 有很浓厚的工程师文化，迪生对此也有自己的理解，他觉得工程师是人，不是代码机器。“我们写代码不仅仅是为了打一份工，而是创造价值。在我这里，就是用技术洞察帮助产品功能更好的实现。”

迪生说起这点非常兴奋，迫不及待的切换了电脑上的窗口，演示了起来。“像这些功能，很多都销售伙伴那里获取了用户需求，经过产品团队专业的评估，具有普适性，可以标准化，我们才做。客户体验提升了，销售把订单拿回来了，公司的收入也就跟着进来了”。

技术层面上的迭代，除了公司层面会因此受益——拿到订单，程序员有创新感，也能得到客户的正向反馈。这种反馈，迭代，再反馈的循环，在 UMU 中不断地发生着。“你参与了，你看到了，你见证了，它真实的发生了”，迪生如此总结到，“那种满足感与成就感，就油然而生了”。

对于没有上线的功能，迪生也没有遗憾，“当然会有‘失败’，其实是一种试错吧”。UMU 是一个商业组织，大部分的行为应该指向 business performance。“我很能理解，前面我讲过，公司所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”。

“合理范围内的试错是允许的。一个原因是老板鼓励我们创新，有一定的空间给我们去创新、去实验。”在迪生眼里，技术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空白的领域，有挫折和沮丧，也有欣喜与兴奋。如果是正向激励，会驱使着程序员更有欣喜和动力去完成下一个目标，周而复始，“所以很多事情一步一步的去完成，你不知不觉发现你已经站得很高了”。

迪生笑了笑，继续说道，“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上下游全是靠谱的，可以被信赖的，出了问题，一起想办法解决，而不是陷入无谓的争吵与推卸责任当中”。迪生补充说，“讨论与争吵肯定会有，大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、做好产品、提升技术而来的，目标是一致的”。

“成为他人的后背，首先你自己的专业度要够。”

“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工程师文化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团队气质。”

3.真正的程序员一定热爱技术

在邵迪生看来，程序员绝对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，是需要去思考、去创造、去设计的。像比如开发完一个功能，下次如何迭代，迭代时需要多少时间来开发，“这些东西你得考虑，这要有设计。不是说你今天完成了这个事就完成了。”

真正的程序员，一定是热爱技术的，而不是只是把写代码当成是一份谋生的工作，这是迪生一贯的观点。而“你看我身上的衣服，都是公司发的。来了五年，发了几十件”。迪生拉开卫衣，露出那件黑色 POLO，胸口处也印着 UMU 字样。“除了羽绒服，我很多年没买过衣服了”。谈起 UMU 的福利，他觉得应该是老板之前也敲过代码，所以特别注重程序员的工作体验——机械键盘、人体工学椅还有 Macbook Pro 的笔记本，都是公司配的。

“这些东西在现在看起来可能没有特别先进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2015年，我们就配齐了。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的”，说到这些福利，迪生也很坦诚。他非常喜欢公司提供的商业保险。实报实销，不用垫付，很实在。“福利全了，同事也靠谱，你说我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？”

迪生透露他在 UMU 的薪水处于行业上游，但最令他满意的是在 UMU 的那种可以全身心放松去钻研技术的环境与状态——可依赖的伙伴和可以不断成就自我的平台。

“在 UMU，我是真正有被关注、被关怀、被欣赏，作为一个程序员我觉得很满足了。生活上被照顾的很好，精神上我也很满足，我不知道这些事情除了自己媳妇还有谁关心。”

迪生敲击键盘的速度慢了下来，他的身体逐渐后仰，不一会儿，就稳稳地靠在椅背上。他一边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与冒号键，一边用左手不断地、大力地敲击着 W 键。这套组合键是 VI 编辑器的保存快捷键。“啪啪啪啪啪啪……”，敲击、敲击、再敲击，迪生把手中的静电容键盘敲得震天响，熟悉他的同事都知道，这次的 BUG 改完了。

有人认为写代码是二十一世纪性价比最高的工作，也有人因三十五岁不能转架构师或管理岗位而郁郁寡欢。

而对于 80 后的迪生来说，技术有谋生之外的意义：追求技术进步本身便是他的最高价值。当我们单纯将技术作为赚钱的工具、谋生的手段时，我们将无可避免的成为那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——我们被异化了。

对于邵迪生，这是一种姿态，也是所有 UMU 工程师共同的坚持。